中国稀土发展历程

20世纪60年代，由于国内稀土生产工艺和技术十分落后，我国只能低价向外国出口稀土矿，然后再高价进口稀土制品。一些国家把稀土生产技术作为高度机密对中国实行封锁，中国对于如此重要的矿产资源，只能把它当作一种最原始的原料贱卖给掌握核心开发利用技术的国家，严峻的现实迫使中国加快稀土分离和提纯技术的开发。

1972年，北京大学化学系徐光宪教授等接受了分离镨、钕的紧急任务，开始了中国稀土分离提纯技术领域“前无古人”的尝试。17种稀土元素的化学性质极为相似，分离提纯十分困难，镨、钕分离更是难上加难。当时国际上稀土分离的主流选择是“离子交换法”和“分级结晶法”，两种方法分离成本均很高，提炼出的稀土元素纯度较低，不适合大规模的工业生产。徐光宪等首次采用研究多年的萃取法技术，来尝试完成这项艰巨的任务。当时—般萃取体系的镨、钕分离系数只能达到1.4~1.5，徐光宪等从改进稀土萃取分离工艺入手，通过选择萃取剂和络合剂配成季铵盐——DTPA推拉体系，最终出色地完成了这项紧急军工任务，镨、钕分离系数打破了世界纪录（达到了4），此后徐光宪课题组又深入研究L.阿尔德斯提的串级萃取理论，发现了阿尔德斯串级萃取理论在稀土推拉体系串级萃取过程中的弊端与问题，依照自主创新的串级萃取理论成功设计出整套工艺流程，实现了稀土回流串级萃取，并在国际上首次实现了用推拉体系高效率萃取分离稀土的工业生产。 1975年8月，第一次全国稀土会议在京召开。徐光宪课题组在会上提出了自己的串级萃取理论，引起巨大轰动。计划经济体制下，重大的科技发现一般通过国家举办讲习班、培训专业人才等形式加以推广，科技成果的普及和推广十分迅速。1978年，“全国串级萃取讲习班”顺利举办，徐光宪课题组的科研成果迅速在包头稀土三厂、上海跃龙化工厂、珠江冶炼厂三个国营稀土大厂得到推广，大大提高了中国稀土工业的竞争力，稀土工业领域的领头羊已由昔日的美国、法国和日本变为中国，这一巨大变化被国际稀土界称为“中国冲击”。技术和工艺上的重大突破为稀土大规模生产创造了条件，经过1980年代的蓬勃发展，中国稀土的产能迅速扩大，逐步成为全球稀土储备大国和生产大国。

1990年代后，“市场化改革”成为中国大地最炫目的字眼，中小国有企业普遍通过引进外资或民营资本、MBO等形式改制为民营企业，“利润最大化”成为公开的主张和行动的目标，“有水快流”则成为大多数生产企业的行动指南。稀土行业是当时的高利润行业，地方企业和私营企业纷纷涌入，在计划体制下徐光宪课题组发明的生产工艺并没有获得专利保护，国有企业技术人员“跳槽”引发的技术外溢导致稀土生产门槛大幅降低，无数的稀土生产企业破土而出，在“对外开放”旗号下中国几乎采取的是开放生产、开放供应的政策，短期利润诱惑下中国稀土产量和出口量同步扩张。上世纪80年代初，中国单一稀土产量约为20吨，2006年已达到8万吨，约是1980年代初的4000倍，中国稀土年产量已占世界稀土产量的90％；在巨大产能带动下，1990~2005年间中国稀土的出口量增长了近10倍，出口总量则占全球的80％，成为全球稀土成品生产企业的主要资源供给地。急剧增长的出口量背后，是不计其数的稀土企业展开的“中国式竞争”，恶性竞争、相互杀价成为市场常态，导致国际稀土价格急剧下跌。1990~2005年，稀土矿石价位从11700美元/吨跌至7430美元/吨，国际单一稀土价格下降了30％~40％。价格下跌导致稀土生产企业更加依赖规模扩张，到2005年时中国稀土冶炼分离年生产能力达到20万吨，已超过世界年工业需求量的一倍。作为战略性资源的稀土金属居然出现了恶性价格战，中国企业事实上是在敞开国门、不计成本地向世界供应战略性资源。

ß我国拥有丰富的稀土资源，是世界第一稀土资源大国。稀土资源在全国分布广泛，22个省市自治区都发现有稀土矿藏，而且品种齐全，储量大，主要稀土矿有白云鄂博稀土矿，四川冕宁稀土矿，山东微山稀土矿，南方七省的离子吸附矿，广东、广西、江西磷钇矿，湖南、广东、广西、海南、台湾独居石矿、贵州含稀土的磷砂，长江重庆段淤砂中的钪矿，以及漫长海岸线上的海滨砂矿等。
    根据我国国土资源部《全国矿产资源储量通报》，截止到2005年全国237个矿区中稀土矿、轻稀土矿、稀土矿（轻重稀土）的稀土储量、基础储量、资源量、查明资源储量数据，见表1-1和表1-2.我国稀土储量为19040KT，资源量为67820KT，查明总储存量87311.5KT。